關鍵詞：農藥
農業部與國家衛生計生委日前聯合發布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GB2763—2014），新標準將于2014年8月1日起開始施行。我國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指標將由現行的2293項增加到3650項，新增1357項。新標準基本與國際標準接軌。（《人民日報》3月30日）
農藥殘留標準過低會助長農藥濫用行為，科學種植動力不足。農業部農藥檢定所的宋穩成博士曾介紹說，“現在我國的食品農藥殘留標準僅有807項，而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有3338項，歐盟14.5萬項，美國1萬多項，日本5萬多項。”很顯然，食品安全標準過低必然會導致食品安全的低效。不可否認的是，國內農產品的存在著比較嚴重的農藥殘留超標問題，以至于有人認為，吃糧食就等在于“服毒”。
農藥殘留標準的低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殘留量過于寬松，同種類食品的國標與國際標準相差很遠；二是標準不具體過于籠統，可操作性不強；三是某些國際禁用品仍然允許使用，品種把關不嚴。正是多種效應的累積，使得農藥殘留的問題，成為最大的食品安全問題、環境問題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農產品質量安全在食品安全之中具有基礎性作用，如果源頭的農產品安全性得不到保障，整個食品安全體系保障就會打折，并形成各個環節的風險疊加。同時，標準具有把關者的作用，于內可以嚴格約束各方行為，對外也能提高準入門檻。時下食品安全出現國內國外 “兩張皮”的現象，根本上還在于標準之差，以至于在國外嚴格執行國際標準的洋品牌，在國內也難免“入鄉隨俗”而自降要求。更重要的是，食品標準本身具有指揮棒的作用，從種植要求、檢驗配套和農藥新品種的推出等，將會產生體系性的促進功能，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
正因如此，公眾也才十分關注食品安全標準的嚴與松，各國也十分重視食品安全標準的制定，并將之上升到“誰掌握了標準，誰就掌握了市場”的高度。2013年底，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工作的通知》，要求要推進農業標準化生產。這就要求在具體的安全標準上，必須接近和達到國際標準，如此才能充分發揮安全標準體系這個指揮棒，把圍繞其外的各種要素充分調動起來。
不過，與國際標準接軌的除了農藥殘留之外，其余的食品安全標準都應當接近和達到國際標準，而不是“標準圍繞生產轉”，拿行業現狀來為低標準和無標準說話。諸多事實證明，“若是提高牛奶安全質量，大部分奶農會殺牛”成為標準制定的原則，就不可能促進種養和生產行為的轉變，并長期處于低安全化。此外，食品安全標準不僅體現在其層次上，還體現在數量上，對接國際標準除了標準的質量之外，還有數量上的跟進。可以說，食品安全的國標與國際標準是一種全面性的差距。
如果考慮到農產品生產小、散、亂的狀況，以及農產品品種多、種類豐富，農產品從農田到餐桌，環節多、鏈條長帶來的監管難度，提高農藥殘留標準，需要很大的決心和勇氣。如果最復雜的農藥殘留都可以向國際標準靠齊，為什么其他的食品標準不能呢？如此可見，是不能為，還是不愿為，確實需要在標準的制定上有一個明確的原則，即應將制定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向國際看齊，作為標準的“國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