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農藥，多數城市人對它的認知只停留于“蔬菜殘留物”。
農藥似乎離我們的生活很遠。只有在遠離大城市的鄉村，農藥才會“有所作為”。而多數城市人問津農藥，在乎的只是它是否“綠色”，對環境是否友好。
殊不知，這種關心，很是落伍。“綠色”是現代農藥研發最最基本的要求。按照華東理工大學藥物化工研究所李忠教授的看法，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應該關心一下農藥的“前途”。
我國是全球農藥生產噸位第一大國、農藥市場第六大國，但我國市場上銷售的農藥產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不足10%，幾乎沒有一例能“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李忠和他的同事們最新研發的一種綠色殺蟲劑，即將由華東理工大學、美國富美實（FMC）公司、上海生農生化制品有限公司聯合開發。這可能是第一個由中國科學家研發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并有望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商品化過程的農藥產品。
出乎李忠意料，整個農藥創制過程，卻充滿著技術層面之外的曲折和干擾。
農(nong)藥之恥 沒有一(yi)款(kuan)自制產品能“走向(xiang)世界”
中國生產的農藥品種約260多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不足10%，出口到國外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農藥幾乎是零——誰能想到，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和農藥生產大國，連農藥都會缺少自主知識產權！
“除了行業內的人，沒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會關注，現在中國市場上賣的農藥，很少是我們自己研發的；也沒有人知道，中國的農藥廠商過得有多累。”采訪，是從李忠教授的一聲嘆息開始的。
李忠研究的專業，是和“害蟲作斗爭”，它本對應著一個無可爭議的朝陽產業。
目前，全球農藥市場銷售額每年在400億美元左右，其中的中國市場上，每年農藥的銷售額就占300多億元人民幣。但這其中，由中國人自己創制的農藥銷售額，大約只有2億元人民幣左右的份額。
“我們的消費量是全球第六，我們的產量噸位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我們沒有一家企業生產的農藥能夠走向世界，甚至連我們市面上用的農藥，很多都是進口的。”中國的信息產業缺少核心知識產權，中國的醫藥行業缺少核心知識產權，誰能想到，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和農藥生產大國，連農藥都會缺少自主知識產權！
業內人士估算，國內生產的農藥品種約260多個，而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種只有20多個，至于出口到國外的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幾乎是零。
中國市場上的農藥，幾乎都是國外公司的創制產品或專利過期產品。比如，大范圍使用的農藥“吡蟲啉”，其知識產權屬于德國拜耳公司，且它未在中國獲得知識產權。目前，國內有75家企業生產這一農藥，其中有13家合成原藥。
大量企業生產的同質化產品，導致企業之間只能拼命壓價。專家介紹，這一農藥國外賣80萬到100萬人民幣一噸，國內每噸只賣20萬人民幣。國外的農藥企業每100萬元人民幣的銷量，可以獲得70萬元的利潤，但國內同類企業，每100萬元人民幣的銷售額只有10萬元利潤的產出。“農藥市場就是仿制。你能研發，我能生產，而且還生產得更便宜。”
缺乏自主知識產權，讓國內的眾多農藥企業活得都很累。他們不得不為生存發愁。放眼周圍，先正達、拜耳、巴斯夫、陶氏益農、孟山都、杜邦這6家跨國農藥“巨頭”的農化業務控制了全球80%以上的市場份額，也基本保持20%以上的利潤率，形成了國際壟斷格局；一些全新的創制品種，在中國也處于壟斷地位。
在國際市場上，同樣因為缺乏專利產品和技術這個原因，中國農藥企業若想接一點非專利產品的訂單，必須得打“價格戰”，出具比其他國家更低的價格。
農藥“草甘膦”是個典型。國際市場上需求旺盛，因此全國各地都在不斷地推高噸位。據統計，現在我國草甘膦一年的產能就夠全世界用3年。但是，中國農藥企業在國際農藥價值鏈上只是充當著“代工者”的角色，缺乏定價的話語權。而轉到國內市場，由于企業生產銷售的多為非專利技術產品，只要產品有一定的利潤，就會吸引那些自認為不會成為多余者的資本涌入投資，直到把一個產品的邊際利潤做成零為止。
當中國農藥企業正為了一點薄利相互“廝殺”的時候，跨國企業卻馬不停蹄地忙于打假。
不久前，李忠受邀到杜邦公司參觀，結果發現這家公司的分析測試中心實驗室里密密麻麻地擺滿了儀器和各種農藥的瓶瓶罐罐。李忠當時就發問：為什么要在中心放這些瓶瓶罐罐？杜邦公司分析測試中心的負責人無奈地指給他看——儀器幾乎都在全負荷工作，分析從市場上買回的各種農藥的成分。這位負責人告訴他，“即使測試中心每天不接別的活，就只檢測那些國內農藥市場上的產品是否含有杜邦生產的那些專利尚未過期的化合物隱性成分，已經忙得沒有一點時間了。”
研發之險 不是“爬樓梯”，而是“走吊梯”
當仿制成為一種習慣，企業更沒有能力和“心情”投入研發；如此的惡性循環，又使企業的創新能力越來越差，這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悖論。
從1993年開始，李忠師從現華東理工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錢旭紅開展農藥創制研究，但是在農藥創制過程中，他也屢受知識產權無法得到保護之苦。
去年，李忠試圖對自己研制的一種新的化學成分提出專利申請，但由于經驗不足，沒有及時申請混合劑型的應用專利，結果他很快就發現，有兩家公司申請了20多項這一化學成分的應用——幾乎覆蓋了這一化學成分所有可能產生的應用。
李忠課題組的成員和合作伙伴上海生農生化制品有限公司都大吃一驚，于是去找這兩家公司溝通。在談判的過程中，其中一家企業要求李忠課題組提供一點化合物，讓他們驗證一下這一化學成分的活性。
“至此，我們完全可以確認這些應用幾乎都是編造出來的，他們從沒有拿到過這一化合物，連活性都沒有驗證過，怎么可能有應用產生呢？！而且在這么短的時間內，他們就申請了20多個應用，即便從技術上說也不可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完成那么多的應用實驗。”在業內人士看來，這其實可以叫“侵權”，也可以說是 “敲詐”，但這，就是國內農藥創制環境無比混亂的現狀。
這場判斷最后取得了“雙贏”：由李忠課題組提供化學成分的一種應用，讓企業負責生產。
但對從事農藥創制的研發人員來說，這絕對不是一個鼓舞人心的結果。按照國際上的慣例，一個農藥從研發到上市，大約需要花費2-4億美元，耗時10-12年。一般來說，農藥的專利保護期只有20年，即使開發成功，首先還需要3到5年的市場培育，才能使一個不錯的農藥銷售達到高峰階段。
因此，一種農藥的黃金獲利期僅僅為5-7年時間，其中還夾雜著非常大的風險。比如，使用幾年以后，如果發現農藥對生態環境有負面影響或者長期積累毒性，那么這種藥品就會立刻撤出市場，前期所有的投入全都打水漂了。
“農藥研發，不像是在爬樓梯，而是在走吊梯，任何一個環節一旦出現問題了，就會立即掉下去，前功盡棄。”李忠說，這也是農藥創制和新藥創制類似的地方：都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漫長的投入，外加巨大的風險，使得國內的企業更加不愿意從事研發，而同質化競爭造成極低的利潤率，已經使得一批農藥企業徘徊于盈利與虧損之間。
對此，上海農藥研究所張一賓教授說：“國內農藥企業與跨國公司在科技自主創新的意愿和意識上有重大差距。國內農藥企業有資金后往往熱衷于開發房地產、搞酒店或轉行；在科技創新上，也往往還處在零散的游牧階段，缺乏系統的規劃，缺乏高水平創新的膽略意識。”
突圍之難 “法盲”科學家赤膊上陣搞談判
我們也許還沒有做出最好的產品，但只要我們做出能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農藥，我們的農民就會受益。
李忠課題組最新研發的一種綠色殺蟲劑，屬于煙堿類殺蟲劑，它有望成為第一個在國際市場上銷售的中國創制農藥。專家介紹，煙堿類殺蟲劑是目前全球殺蟲劑市場的重要門類，全球年銷售額達25億美元以上，其中拜耳公司的“吡蟲啉”和瑞士先正達公司的“噻蟲嗪”都是2011年銷售額達10億美元的重大品種。
可沒過多久，李忠課題組就遭到不小的爭議，因為負責這一農藥國際市場開發的，將是一家美國公司。
為什么不把化合物賣給國內的企業——爭議的內容可想而知。
對此，李忠不得不無奈反問：“我們可以賣給哪家國內企業？”他告訴記者，在這個課題研發前期，所有的經費都是由一家企業提供的。一年2000萬的科研經費，企業等的就是投產后的收回。
“商人都是逐利的，企業的愿望可不是和科學家一起‘放衛星’。企業總是需要做出可以用的東西，要收回投資的。但是對于我們來說，讓我們的產品走上國際市場才是我們的愿望。”
在李忠看來，中國科學家的使命就是先向國際市場推出自己的產品，這樣，才能敦促市場上的同類產品降價。“如果國外公司有一種農藥，在中國市場能賣300到500萬元一噸，只要我們有創新產品，形成一定的競爭力，國外的這類化合物價格就會馬上跳水，每噸價格不會超過200萬元。”
按照李忠的說法，目前研制的化合物，可能還不是最好的產品。但即便只是一種備選工具，也會倒逼同類農藥降價，給中國農民帶來實際的好處。
事實上，最近10年，國內也開始逐漸迎來農藥研發的“春天”。國家“973”、“863”和科技支撐等重大科研計劃專項，都在為農藥創制提供大量經費。有專家稱，“十二五”期間，國家在農藥創制方面的投入應該會接近3億元人民幣。當然，這和發達國家動輒數億美元的大手筆相比，依然是杯水車薪。
李忠的計劃是，通過和上海生農生化制品有限公司及美國FMC公司的合作，力爭2014年讓新研發的產品在全國形成銷售網絡，2018年實現全球銷售。
“我們不固于一己之利，而以更長遠的視角去尋求國際化合作，即便放棄個人利益，也要力爭形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農藥。”不久前，李忠和課題組另一位成員徐曉勇教授，不得不“赤膊上陣”——面對國外跨國集團公司的法學博士、化學博士、農藥學博士、財務專家組成的專業談判團隊，這兩個自稱“法盲”的農藥研究人員，只能憑借自己的常識和直覺去應對。兩周談判下來，他們累得夠嗆。“談成這樣算比較成功了吧。畢竟，國內既懂法律又了解農藥的專業人才實在太少了。”
【對話李忠】 中國農藥的前途，或取決于“農民科普”
記者：大多數城市人談“藥”色變，覺得蔬菜上的農藥殘留就是禍害食品安全的元兇。這個問題你怎么看？
李忠：對于農藥，有很多人都存在誤解。首先，大多數農藥都是低毒的。很多時候，當蟲害真的很嚴重，撒一些藥品也無法取得效果的時候，那就只能用“敵敵畏”了。很多人一聽“敵敵畏”，就說這是有害的。這也是一種誤解。包括已經被禁用的“甲胺磷”這類農藥，其實本身都沒有什么不好，只是在中國，很多好的農藥，被使用者用壞了。
記者：按照您的理解，“敵敵畏”也是一種不錯的農藥嗎？
李忠：一般來說，“敵敵畏”使用14天后，蔬菜上基本就不存在毒性問題。之所以會出現“毒蔬菜”，是因為農民等不及14天就采摘上市。
不止“敵敵畏”，很多好的農藥被農民用壞了，我們去一些農村看，如果農民看到說明書上寫著，每畝地用2克，常常會掂量一下，覺得太少了，自說自話地多加點。如果要求早晨7點到9點用藥，也很少有人會遵守說明書。這就是為什么有些時候，檢測發現會有100倍的濃度超標。
記者：看來，要成為真正的農業大國和農藥研發大國，必須對農民做好科普宣傳工作。
李忠(zhong)：是(shi)的(de)，這是(shi)一(yi)條很漫長的(de)道路，但我(wo)們(men)必須去走，有些事情必須要做(zuo)。舉個簡單的(de)例(li)子，我(wo)們(men)常在新聞中看(kan)到(dao)農(nong)民把農(nong)藥(yao)當成“自殺利器”。比如“百(bai)草枯(ku)”，因為有好(hao)幾例(li)農(nong)民喝農(nong)藥(yao)自殺的(de)案件發生(sheng)，液體劑型(xing)的(de)“百(bai)草枯(ku)”產(chan)品現在已經(jing)禁售了。但學者也做(zuo)過(guo)調查，自殺行為是(shi)一(yi)種(zhong)(zhong)即(ji)興行為，如果(guo)把這種(zhong)(zhong)藥(yao)劑改為粉末狀，有自殺意向的(de)人(ren)很少愿意花(hua)時間沖調好(hao)這種(zhong)(zhong)農(nong)藥(yao)。因此(ci)，現在“百(bai)草枯(ku)”藥(yao)劑只(zhi)有做(zuo)成粉末狀才能出售。
